我们要排除后者的原因在于：社科法学的认识论立场、旨趣与作为法学的法理学的认识论立场、旨趣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应当基于元宇宙自身性质，分类型、分层次构建元宇宙治理法治化的基本框架，并通过分析治理目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等治理要素进一步充实这一分析框架。元宇宙离不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这类技术所指向的治理正当性根据是概率正当性或者概率逻辑，即基于算法的概率正当性按照统计数据所确定的正常状态来弥合是与应当。

匿名化使得个体不愿意以实名方式参与并承担责任，其表决机制使得投资者或者组织者需要花费相当多时间和精力来考虑候选提案，提案通过与否是导致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分裂的重要原因。在元宇宙市场不成熟的时期，对利用元宇宙概念实施非法集资、资本炒作、诈骗等严重破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政府应依法给予及时干预。（一）技术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特点 关于互联网治理，劳伦斯·B.索伦（Lawrence B. Solum）认为存在国家干预模式、国际互联网组织规制模式、互联网技术协议模式、互联网自发秩序模式、互联网市场自我治理模式等理论模式。我国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也积极探索具备元宇宙要素的政务服务。这类现象属于乔尔·范伯格（Joel Feinberg）所说的模仿性伤害（imitative harms），其难题在于：即便只要求虚拟世界暴力内容的创作者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承担刑事责任，证明该类暴力内容与现实世界伤害的因果关系也非常困难。

王奇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学》2022年第6期 进入专题： 元宇宙 。例如Minecraft中创作者对中国古代建筑和园林的还原，Decentraland中名为龙城的中国文化主题虚拟城市。现行宪法吸纳了该项规定，并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省级地方性法规，这被视为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的重要举措。

较之于法规生效后的备案审查制度，事先审查体现了审查机关对制定机关更强的控制力、更多的不信任甚或是有错推定。由此，《宪法》《立法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的正式的事先审查程序，连同在实践中形成的非正式的程序，才能完整地反映我国现行的法规事先审查程序的全貌。1979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三）设区的市法规的事先审查原理 地方性法规的发展历程，与改革开放大致同步，呈现出渐次放开地方立法权的总体趋势。

究其原因，由于涉及自治区与中央的事权及经济权尚未划清，且在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经济权益方面，要求中央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导致多个部委并不同意该草案的部分条款。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指导设区的市和自治地方人大常委会制订立法计划，做好立法项目的论证工作。

综上所述，设区的市法规的事先审查制度与自治法规的事先审查制度的目标有相同和相通之处（均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但也存在明显差异：自治法规的事先审查制度是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即通过提升自治法规的效力位阶，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并不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取消这种保障。因此，无论基于横向分权的原则（立法与行政、司法的分权），或是基于纵向分权的原则（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法规的事先审查制度均需审慎设立和充分论证，否则可能有悖于分权原则。（二）省级人大常委会的事先审查程序 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设区的市法规的程序，在各省、自治区和重庆市的地方立法条例中已经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自治县起草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征求上一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意见的情况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言语行为中蕴含的理性潜能，某种程度上要比生产劳动所对应的理性思维方式更为重要。与哈贝马斯相反，福柯在面对现代社会的危机时所采取的立场并不是重建理性观念，他认为那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而是以其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回溯近代世界的思想史，尤其是17至19世纪的各种历史，去彻底地批判和解构理性和主体。可见福柯有意避免跟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尤其是法律背后的规范性基础）相联系。对现代社会合法化危机的不同诊断 （一）理性观念的批判与重构 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但在哈贝马斯所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的泛滥化却导致了某种合法化危机。

另一方面也要借鉴社会科学的方法，兼顾现实实践的规范构成性。被哈贝马斯赋予理想性和规范性内涵的还包括权力这个概念。

事实上，哈贝马斯与福柯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对话。此处有必要在不同语境之中澄清和限定一下规范性或者规范一词的含义。

而自然法学者或者法律现实主义者却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问题。与福柯相比，哈贝马斯理论中的交往理性显得非常坚硬且普遍。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权力关系被视为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机制。当然，哈贝马斯的这种设想难免会被诘难过于理想化，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它祛除了法律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最大的危害是让法律作为保障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石作用没法发挥。

在他建构自己的规范性理论的过程中，引入了一种接近康德理论的普遍性观念，也就是交往理性的概念。马修·金认为哈贝马斯与福柯可以互补，只是站在哈贝马斯本人对道德和伦理的划分这一立场之上。

甚至作为现代思想主流的人类中心主义都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它仅仅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一系列复杂的历史创造。另一方面，他也着重强调了，作为最重要刑罚方式的现代监狱制度的诞生，正是这种权力运作方式的完美再现。

这种理想性、应然性与规范性正是哈贝马斯法哲学理论的特点所在。前者将权力视为以法律、制度和禁令等形式存在的实体，是有形的权力，具有压制性特征。

因为从最一般的角度讲，哲学意义上的规范性指的就是各种涉及应该的现象。今天的法哲学还应该兼顾到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冲击。哈贝马斯对人类语言中蕴含的理性沟通能力的普遍性的坚持和强调，发展成为其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的主张。对于哈贝马斯的这种观点，有人认为他的道德?伦理划分非常有说服力，也真正找到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底层规范。

一些传统法哲学流派，要么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纯粹实然问题的学科，无法处理应然领域的法律规范性问题。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发现福柯对现代社会权力运行机制的某种批判。

在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之外，法社会学可以被视为是探寻法之正当性/规范性的第三条道路。但即便如此，就像自然法理论中不同的流派之间也有显著差异一样，不同的社会理论对法律规范性问题的理解当然也不尽相同。

这种危机在法学层面表现为法律的正当性（Legitimacy）与合法律性（Legality）相分离。在他眼里应该不存在恒定不变的、硬核的规范性基础。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对现代法哲学中的规范性的基础问题重新进行一些反思。在既有关于中国法治实践的探索中，哈贝马斯和福柯的理论也都是使用率极高的理论框架。而现代社会之合法律性也应当立足于以交往理性为根基的正当性之上，以商谈民主的方式形成两者的统一，为现代法律寻找到规范性根基，才能实现医治其合法化危机的目的。它既不同于自然法哲学的超验视角，更有别于实证主义的内在视角，也同时区别于主流社会科学的经验视角。

这些话很好地描述了哈贝马斯对交往权力的理想化定位。但哈贝马斯认为主体的概念也需要进行修正。

西方学界对哈贝马斯与福柯之争的讨论持续了多年，并且多将其与规范性的基础和来源问题联系起来。他自己也强调，所谓商谈伦理学（discourse ethics）是别人对他理论的称谓，而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商谈道德理论（discourse morality），是一种底层的道德程序主义的主张。

福柯借用尼采的名句上帝死了，在《词语物》一书的结尾提出著名的人死了这一命题。他很少使用规范性或者规范这样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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